第四届中国投资环境论坛

女士们、先生们，我想我先讲三个观点，十二个字，矿业城市是一个热点的问题，已经进行了很多年的讨论，也开了很多会。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十二个字，三个观点，第一个是重大、巨大贡献跟矿业城市为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不论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过去计划经济国家，都作出了巨大贡献；第二个观点，叫停转型，第一个是叫停，第二是转型，就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不应该形成有规模的新的矿业城市。这是第二个观点，新的叫停，老的要转型。第三个观点是转变，转型是什么？内核是两个转变，一个是体制的转变，包括政府体制的转变和企业体制的转变，第二个是结构的转变，结构的转变包括产业结构的转变，投资结构的转变和经济的发展。下面我就快速的把我的观点再细化一下。

我要讲的要点是五个方面：矿业城市的发展过程、我国矿业城市基本情况、我国矿业城市对经济发展的历史贡献、我国矿业城市当前存在的问题、我国矿业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探讨。

首先矿业城市都有个概念，什么叫矿业城市呢？就是围绕一个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形成一个以矿石开采、加工、冶炼为主要产业的城市，就是矿业城市。

矿业城市是一个古今中外都有的概念。围绕一个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形成一个以矿石开采、加工、冶炼为主要产业的城市，就是矿业城市。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矿业城市的数量、规模、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

大约从公元前三千年开始，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埃及和中国相继进入青铜时代。青铜成为制造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的主要材料，导致对铜和锡矿石的需求大幅度增加，人类历史迎来了第一个矿业活动高峰。考古资料表明，当时存在大量的矿石开采、冶炼、铜器制造一体化的矿业城镇。在埃及的西奈半岛、我国的陕西、河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都发现了这类铜矿石采、冶和铜器制造工场的遗迹。

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发明了炼铁术，铁矿石的开发进入活跃阶段，加上对金、银、铜、锡等金属越来越多的开发利用，矿业活动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我国在西周-春秋时期，采矿活动已具有相当规模。到汉代开采的矿产已有铜、金、银、锡、铅、铁、盐、辰砂、雄黄、雌黄、玉、天然气等十余种。公元前一世纪时，每年有十余万人“攻山取铜铁”，其采矿规模可见一斑，为此聚集的人口形成了若干矿业城镇。

我国煤的利用很早，在西汉时河南巩县铁生沟就已试用煤来炼铁，西晋时煤炭开采已很普遍。进入中世纪后，随着生产关系的调整和生产力的提高，以手工作坊式生产的采矿-冶炼-制造业达到了空前的水平，矿业同工具制造、武器制造、钱币制造、生活用品制造和燃料的关系更为密切。我国大多数的古代矿业城镇，如安徽繁昌、安徽铜陵、河南鹤壁、山东莱芜、江苏徐州、辽宁辽阳、黑龙江阿城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其中有许多一直延续到现代。

17世纪末18世纪初，以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为标志，一批西方国家开始进入工业化阶段。工业化首先导致了对煤矿的大规模开采，在英国、法国、德国形成了具有现代规模的煤矿城市，如英国的伯明翰、纽卡斯尔、加迪夫、谢菲尔德，法国的洛林，德国的鲁尔区等。欧洲煤矿城市的兴起，满足了欧洲工业革命对煤炭的需求，为第一批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由于工业化改变了几千年来的传统生产方式，由作坊式手工生产转变为大规模机器生产，大量制造机器对钢铁的需求剧增，随之而来的是铁矿的大规模开发和钢铁工业城市的兴起。上述欧洲工业化早期形成的煤炭矿业城市中的洛林、鲁尔区、谢菲尔德同时也是钢铁工业城市；此外如英国的诺丁汉、米德尔斯堡，瑞典的基鲁纳等都是在工业革命时期形成的以铁矿为依托的钢铁工业城市。

独立后的美国、加拿大相继成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进入工业化进程。在美国，出现了以匹兹堡为代表的大型煤炭、钢铁城市；在加拿大，钢铁城市哈密尔顿、煤炭和钾盐城市萨斯卡通、镍都萨特贝里也迅速发展起来。19世界中叶，美国首先开采石油。石油进入能源领域推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随之出现了一批石油城市，如美国的休斯顿、加拿大的卡尔加里、爱德蒙顿、罗马尼亚的普罗耶什蒂等。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是工业化国家矿业城市发展最快的时期。以英国为例，从1841年到1901年，有50万人从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农村涌向矿山，是矿业城市形成的重要因素。

由此可见，现代意义的矿业城市最早出现于西方国家本土，是西方进入工业化进程的必然产物。这些矿业城市，对西方国家开展工业革命、实现工业化对矿物能源和矿产品生产基地的建设起到了先导性、奠基性的作用。

从15五世纪至20世纪，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处于殖民地时期。早期的殖民主义者以掠夺金、银等贵金属与宝石为主，至今在中南美还留有16～17世纪西班牙、葡萄牙早期殖民时期的金、银矿城市，如巴西的奥罗普雷托（金）、玻利维亚的波托西（银）、秘鲁的塞罗德帕斯科（银）、墨西哥的特斯科科（银）、瓜纳华托（银）、澳大利亚的布罗肯希尔（金）等；美国的旧金山（金）、南非的约翰内斯堡（金）、博克斯堡（金）、金伯利（金刚石）、澳大利亚的本迪戈（金）则是十九世纪更大规模的殖民淘金形成的城市。

19世纪后，西方国家开始大量掠夺殖民地的常规大宗矿产资源，以支持其工业化进程。于是在殖民地国家的矿业开发转向以煤、铁、有色金属和石油为主。英、法、美、德、日等西方工业化大国在非洲、亚洲、中南美洲开展了有史以来强度最大的采矿活动，其结果是在殖民地国家形成了一大批矿业城市，如巴西的贝罗奥里藏特（铁）、智利的安托法加斯塔（铜）、赞比亚的基特韦（铜）、南非的比勒托尼亚（铁、金刚石）、中国的鞍山（钢铁）、中东的许多石油城市等。

20世纪60～70年代，全球反殖民主义运动达到高潮，联合国通过了有关结束殖民主义的文件。从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的国家纷纷实施矿山、油田国有化的政策，西方殖民主义对这些矿业城市的控制基本结束，原殖民地国家的矿业城市发展进入新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

殖民地国家的矿业城市是为西方国家工业化服务的，是西方国家矿业城市的补充和延续。同西方工业化国家在本土建立的矿业城市相比，殖民主义时期形成的矿业城市在产业结构上更单一，更畸形，存在的经济、社会问题更突出，对这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的后续影响更大。

在前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时期，出于工业化的需要，建立了一大批矿业城市。由于矿业基地的建设被列入计划，这类矿业城市的发展更迅速，其规模更大，各种生产、服务、管理机构更完善。前苏联的顿巴斯（煤）、库兹巴斯（煤）、巴库（石油）、磁山（铁）、米尔内（金刚石）等，德国的莱因区（煤），我国的阜新（煤）、大同（煤）、克拉玛依（石油）、大庆（石油）、铜陵（铜）、攀枝花（铁）、金川（镍）、平顶山（煤）、乌海（煤）、六盘水（煤）等都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发展起来的矿业城市。

我国在计划经济年代有两个形成矿业城市的高峰。一个高峰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到文革之前，在此期间对煤、铁、石油、有色金属的找矿取得一系列突破，许多大型、超大型矿床和矿床群集区的发现为建立矿产开发基地奠定了资源条件，而每一个大型矿产开发基地的建设蓝图就是一座矿业城市。这一时期形成的矿业城市不少是完全新建的，如平顶山、石嘴山、乌海、克拉玛依、包头、白银等；还有一些城市是在原来就是矿业城市的基础上扩大发展的，如阜新、抚顺、黄石、铜陵等。

第二个高峰是“三线”建设时期，攀枝花、六盘水是这一时期形成的具有代表性的矿业城市。改革开放以后，除个别石油城市（如东营、盘锦、库尔勒）外，我国基本上已不再形成新的矿业城市。

第一，计划经济对矿业城市的资源配置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推动了矿业城市的快速形成。矿产资源的勘查、矿山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建设、生产服务、生活服务基本上都有国家计划保证，因此城市的建设速度很快，三、五年间，一座矿业城市就拔地而起。这种高速度的矿业城市建设，保证了国家在特定时期的矿产资源安全供应。

第二，计划经济条件下发展的矿业城市通常具有矿地一体化的城市管理体制，对当时各种社会问题的处理机制比较完善，因此，诸如就业、生活服务、社会治安、城乡关系等都有妥善安排，将这些问题均纳入了政府的计划体系。

第三，计划经济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矿业城市比其他类型城市对计划经济体制有更强的依赖性，旧体制、旧模式、旧观念的惯性大，为城市的改革和转型增加了难度。

第一，在全球化环境下，重要的生产要素实行全球性市场优化配置。矿产资源是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它同矿业资本、矿业技术、矿业服务的市场配置，在空间上、形式上、规模上有多种选择，而矿业城市在当前条件下并不是这种配置的优化选择。全球化强调的是资本、技术、服务的流动性，而矿业城市则力图把这些要素固化在一座以采矿为主的城市中，为单一的采矿业提供服务，以这种方式形成的要素配置将缺乏市场竞争能力。

第二，20世纪后半期世界经济的迅速发展已经大大改变了交通、通信、供电等基础设施状况，中心城市的辐射能力已远非20世纪前半期可比，一座大型矿山完全可以从现有格局的城市获得金融、信息、技术、物资和生活服务支持，没有必要专门为其建一座新的矿业城市。

第三，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大大改变了矿山的技术水平和装备水平，矿山劳动生产率有了极大的提高。一座年采掘矿石2000万吨的世界级大矿山，其职工仅需数百人，对城市人口的影响十分有限。因此，矿业不再是一个劳动密集的产业，那种在劳动生产率十分低下的条件下，动辄数万矿工、数十万矿业相关人口聚集在一座城市的时代将逐渐成为历史。

第四，各国都已经重视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一座产业单一、资源寿命有限的矿业城市，必然会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这样的城市将很难通过规划审查。

2.现有的矿业城市将会逐步转型，逐步改变城市的单一矿业定位，转变为规模适度、产业多元化、全面适应并支撑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市。

我国矿业城市的形成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古代矿业城镇期、清末-民国现代矿业城市萌生期、建国后矿业城市发展期、新形势下矿业城市改革与转型期。这四个阶段的矿业城市多具有后者对前者的继承、发展和转变性质。

第一阶段：我国古代的矿业城镇。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以金、银、铜、锡和宝玉石的开采、加工为主。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更多的矿产被开采利用，中小型矿业城镇遍及全国各地，如大冶、铜绿山、铜陵、个旧、自贡等。

第二阶段：清末的洋务运动，造就了一批现代意义的矿业城市，如大冶、萍乡、唐山等。至民国时期，在民族资本、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共同作用下，矿业城市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发展的矿业城市有唐山、萍乡、大同、徐州、铜陵、东川、个旧、黄石、鞍山、玉门等。

第三阶段：我国的矿业城市主要是在建国后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自五十年代初起，国家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期，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建立大型矿业基地就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的保证下，一大批矿业城市拔地而起；一些老的矿业城市也扩大了规模。新建和扩建的最早的一批矿业城市，主要是那些提供国家建设急需的煤、铁矿产品的城市，如阜新、抚顺、平顶山、乌海、石嘴山、鞍山、包头、黄石等。

之后，随着大规模地质勘查工作的进行，发现了一大批有色金属和非金属矿床，在此基础上建起一批新的矿业城市，如白银、金川、德兴、云浮、钟祥、开阳等。大规模的油气勘查推动了以石油和天然气开发、加工为支柱产业的城市的发展，如玉门、克拉玛依、大庆、濮阳等。在三线建设中建立的矿业城市以攀枝花、六盘水最为典型。改革开放以后，新的矿业城市仍在产生，如东营、盘锦、库尔勒、东胜等，主要是一些以大型油气或煤炭开发和加工基地为依托的城市。

矿业城市的数量取决于对矿业城市的定义。目前，关于矿业城市的定义很多，定量标准也很多。但有些定义在统计指标难以操作。我们认为，最简单的办法是：“多数人认为是矿业城市的城市就是矿业城市”。按照这一从众的方法，获得矿业城市98座。

城矿关系是判断城市对资源依存度的重要指标。城矿关系可分为三级：一级表示城市对矿山的依存度高，属于这一级的城市，其矿山主要在城市的城区和郊区；二级表示城市对矿山的依存度较高，属于这一级的城市，其矿山部分位于城市的城区和郊区，部分位于城、郊之外该城市所管辖的行政区的其他地方；三级表示城市对矿山的依存度较低，属于这一级的城市其矿山不在城区和郊区，而是散布在该城市所管辖的行政区内。

如果一座城市城矿之间具有一级依存度，且矿业为该城市的最主要支柱产业，则它是一座真正的矿业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城市极力调动各种管理的、经济的、社会的力量为矿业服务。如果属于二级依存度，该城市只是一座半矿业城市，城市除为矿业服务外，还为城市内的许多其他的产业提供服务。如果属于三级依存度，那么严格地说，它应该是一座常规城市而非矿业城市，与其他常规城市的区别仅在于在该城市所管辖的行政区内，矿山更为密集一些。

按城矿关系，城矿之间具有一级依存度的城市共有48座（占全部矿城的49%），其中煤城29座，油气城6座，钢铁城（依托采掘业）3座，有色金属城（依托采掘业）6座，其他4座。由此可见，在真正意义的矿城中，煤城占了很大比重。城矿之间具有二级依存度的城市共有16座；属于三级依存度的矿城有34座。

在98座矿业城市中，开发煤炭资源的城市有45座，开发油气资源的城市有9座，开发铁矿资源的城市有8座，开发有色金属资源的城市有17座，其他资源特点的矿业城市19座。煤城占全部矿业城市数目将近一半。

将矿业城市分为三个资源开发阶段类型。1）发展期：表示该城市的矿业处于发展阶段，资源刚刚开始开发，供应充足；2）稳定期：表示该城市的矿业处于持续规模发展阶段，经济效益良好，资源供应稳定；3）衰竭期：表示该城市的矿产资源开发已近后期，资源出现枯竭，矿山经济效益下降。发展期一般5～10年；稳定期较长，一般50～70年，个别可长达百年以上；衰竭期一般10～20年。

在98座矿业城市中，有57座为地级行政区所在地，有41座为县级行政区所在地。因矿专设地级市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大庆、克拉玛依、盘锦、阜新、乌海、淮南、平顶山、石咀山、鞍山、攀枝花、铜陵、金昌、白银等。由此可见，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行政体制被充分地调动起来保证矿业城市的兴建和运转。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在建国初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中，绝大多数需要以矿产品为原料。矿业城市的兴起满足了国家经济恢复和发展对矿产品的需求。

旧中国的矿业规模很小：1949年中国原油产量仅12万吨、钢产量15.8万吨、原煤产量3243万吨、有色金属产量1.33万吨，还不到今天一座矿业城市，甚至一个中小型矿山企业的产量水平。经济建设对矿产品的需求极为紧迫，大量建设项目已是弓在弦上，没有矿产品供应，就可能成为无米之炊。矿山基地建设急需加速。在这种形势下，迅速建一批矿业城市，是建立矿产品供应基地的最快速的途径。

建国以后，我国长期处于国际冷战背景之下，遭到“禁运”、“封锁”和“制裁”。从建国初到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间，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我国只有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建国以来建设的98座矿业城市，构成了新中国能源和原材料工业的脊梁，成为我国矿业的资源、生产、技术、教育、管理和服务中心，支撑起我国独立的、强大的能源和原材料供应体系，对新中国突破冷战封锁，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矿业城市对新中国的资源安全功不可没。

2.矿业新技术开发应用力度不够，制约了矿业城市对综合矿、难选冶矿、低品位矿和矿山废弃物的利用和回收，减少了收益，浪费了资源，污染了环境

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矿业城市转型的基本条件之一。大量下岗、失业、退休人员的生活、养老、医疗保障由企业转向政府，对一些经济状况本来就很拮据的矿业城市政府来说存在很大的困难。除了国家和省政府给予某些支持外，主要依靠矿业城市的发展来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矿业城市的转型和发展需要全方位地依靠科学技术。一是需要通过更新技术、更新设备完成矿山企业的技术改造，实现矿山的规模生产、集约经营，使矿业成为技术密集而不再是劳动力密集的产业。二是产业链的延伸是建立在使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的基础之上的。许多矿业城市都设有高科技技术园区，从事高新科技矿业产品的开发。三是“绿色矿业”需要科技的支持。四是矿产资源综合利用、难选冶、低品位矿石的利用、提高资源回收率需要科技开发。

我国的矿业城市应同东部沿海城市一样，走对外开放的道路，引进资本，引进技术，引进市场运作机制，使矿业城市在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环境中发展，这将有利于解决城市转型中资本不足、装备技术陈旧、新产品开发缓慢等一系列难题。除矿业主业外，其他主导产业、地方工业、农业也应全方位对外开放。

有些矿业城市，在矿区深部和外围仍有找矿潜力，应开展一轮矿业城市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在此基础上择优部署勘查工作，这对增加接替资源、延长矿山寿命具有重要意义。在外县、外市、外省进行异地勘查，为本市矿山寻找接替资源，是一种值得推广的做法。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矿产资源本应不受地域限制，实行市场配置。

在新的市场、科技、交通、通讯和矿山生产力条件下，矿山是资本密集、技术密集、资源密集型而不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已不需要大量的人口对其进行支撑。因此，在西部地区建设新的能源和矿产品生产基地时，应合理规划矿山布局，尽可能不设置在市区，避免新的矿业城市的形成。

矿业城市的环境恶化是多年积累下来的，需要国家、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全面治理。首先，应开展矿业城市的矿山环境状况调查，在此基础上作出矿业城市的矿山环境整治规划，包括国家规划、地方规划、企业规划。老的闭坑矿山的治理应列入政府计划，老的生产矿山的治理应由企业与政府分担，新矿山的治理应完全纳入企业成本。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矿业城市的基础设施偏重于为矿山服务，而为城市和县域经济全面发展服务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改变基础设施落后状况是涉及矿业城市发展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必须在城市发展战略中置于重要地位。对基础设施特别差的矿业城市，除城市所在地政府的努力外，还需要国家对其基础设施的发展给予一定的投入。国家在制定基础设施发展规划时，要特别考虑到矿业城市转型和发展的需要。

矿业城市在计划经济时期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新形势下城市转型、企业转制、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等都遇到了很大困难。仅靠矿业城市本身的力量，要解决转型中的许多问题是很困难的。特别是那些贫困面很大的矿业城市，历史和社会包袱沉重，经济陷入困境，转型步履维艰。因此，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国家的支持。国家的支持一是政策上的，二是资金上的。政策上的支持主要在于鼓励转型企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资金上的支持主要用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矿山环境治理。